所謂陋規，實際上就是不成文的官場辦事規則。“陋”是指沒有正式文件，在《六部則例》上查不到：“規”則指實實在在、明白無誤的顯規則，而不是價值觀念意義上的潛規則。如果準確地翻譯為現代漢語，陋規應當直接表述為“官場禮則”，說白了，就是官場的送禮規矩。

    官場上的潤滑劑

    如此陋規，緣何而起？據考，這種風氣源于明朝朱元璋的低俸政策。朱皇帝出身貧苦，認為“凡官皆貪”，因此在他制定的“祖制”中官吏俸祿就被壓得極低。《明史。食貨志》有云：“自古官俸之薄，未有若此者。”此外，朱皇帝嚴格禁止他的子孫更改祖制，敢有妄議者，殺無赦。好在官員手中有權，權可以變成錢，這比更改祖制要容易得多。其實從成祖朱棣之后，官吏的收入基本上就不靠俸祿而靠受禮了，清廉奉公的官員也不例外。“大氣候”如此，朝廷也就睜只眼閉只眼，皇帝也心知肚明，只要不搜刮過份，就是好官。久而久之，官員收禮就成了慣例，而且是官方默認的慣例。甚至官方在計算官員收入時，都把俸祿簡略不計，只算各種禮金。什么職務收多少、哪些時候該送禮、送禮的規矩和途徑有哪些，都有了不成文的章法。官方許可，民間無奈，相沿成俗，概莫能外。

    清朝入關，將明朝的制度照搬不誤，低俸制隨之沿用下來。官員收禮也有了比較固定的稱呼，一般叫做陋規，正規一點稱為規費、規例或贈與。各種規費名堂繁多，夏天謂冰敬，冬天謂炭敬，節慶謂節敬，生日謂祝敬，過年謂年敬，門生拜見謂贄敬，出京辭別謂別敬，過往客人謂書儀。贈與關系更包括鄉梓、同年、親戚、門生、故吏、同窗等，數不勝數。

    送禮必須要有來源，最主要的就是地方州縣官征收的火耗。古代實行包稅制，地方州縣向朝廷上繳的賦稅有定數，還必須是規格一致、成色統一的庫平紋銀。倘若數額不夠，負責官吏就要包賠。事實上，從民間征收來的只是銅錢或碎銀，官府要把銅錢兌換成銀兩、將碎銀熔鑄成標準銀錠。這樣一來，就要在正稅之外加派一定比例的“火耗”，意為熔鑄過程中的損耗。實際上，熔鑄損耗之外，官府征收和解送等雜七雜八的費用也被劃入火耗。

    康熙帝曾公開說：“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，此外不取，便是好官。”實際上，康熙帝十分清楚，火耗遠遠不止一分（1%）。號稱康熙年間第一清官的嘉定知縣陸隴其，也要加征四分火耗（4%）。因各地情況不一、官員心態各異，對加征火耗的比例，朝廷并沒有統一規定。各地按沿用已久的習慣操作，“每兩有加至二三錢、四五錢者”，“稅輕耗重，數倍于正額者有之”。正稅與火耗的關系，同當代稅與費的關系類似。根據現有的資料綜合來看，清代的火耗大體在正稅的10%～50%之間。火耗的結余，稱為耗羨。這筆數目不小的“預算外收入”不受朝廷控制，也就成了官吏的補貼。

    享有稅收權力的官員就有耗羨，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門與各層次之間的不平衡。結果，耗羨還要“再分配”。中國http://www.stonebuy.com是一個講人情禮儀的國家，清朝衙門大堂之上最常見的匾額“天理人情國法”正好反映出官員的行為準則。自從理學興起，“萬事抬不過個理字”，“天下惟道理最大”；其次，必須考慮人情關系，以情輔理；最后，才是遵循國法，國法也是為天理人情服務的。可見，中國http://www.stonebuy.com傳統的管理理念，由“天理”確定其價值準則，由“人情”定位行為規范，由“國法”充當運行工具。耗羨只有一部分官員（州縣親民官）擁有，其他官員如果不能染指，既不合天理，也不近人情。

    如此一來，以送禮方式形成的陋規，就成為調節官吏收入的主要途徑。而陋規不但能平衡收入、調整心態，更重要的，這種送禮方式符合中國http://www.stonebuy.com人的基本社會規范，能夠在官員之間建立一種情感上的聯絡關系。可以說，陋規是傳統官場的潤滑劑，離開了它，官僚機器就會變得生硬，甚至磕磕碰碰。

    合法卻悖情逆理的變革

    問題是，陋規的存在難免令官場的運作萌發出私情的成分，甚至以情害理，以私害公。雍正帝即位以后，決意改革，大力推行耗羨歸公。具體做法是，以各地實際結余的耗羨為基數，提取歸公；這筆錢專款專用，除補充國庫虧空外，一律用作朝廷下發給地方官吏的薪俸補貼，稱為養廉銀。按照雍正帝自己的說法：“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，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。”（具體辦法見《清史稿》卷294《諾岷傳》）大體上，雍正時的提解耗羨總額為422萬兩，約為當時正稅的14%，專用于養廉銀開支，不得他用。各種官吏應領取的養廉銀數額，根據各地的貧富、政務的繁簡等因素確定，再從所提解的耗羨銀中支取。每年各省督撫養廉銀為一萬至二萬兩，布政使為五千至九千兩，按察使為三千至八千兩，道員為二千至六千兩，知府為八百至四千兩，知縣為五百至二千兩，依此類推。“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”的俗語，就是由此來的（許多人用這句話形容貪官，實乃誤。注意其中的“清”字；當然，“十萬”是虛指）。

    這樣一項改革，實質上就是把地方上默認的私下收費變成了朝廷正規的征稅附加。原本用于官員私人之間的潤滑劑雖然數額未變，但性質卻變了——人情關系變成了公事公辦。雍正此舉可謂用意良苦。以現在的眼光看，這里面不乏由人治到法治、由倫理式管理到制度化管理的因素。原來官吏的灰色收入被漂白了，可謂“紀綱整齊，弊革風清”。清代學者章學誠對此贊口不絕：“我憲皇帝（即雍正帝）澄清吏治，裁革陋規，整飭官方，懲治貪墨，實為千載一時。彼時居官，大法小廉，殆成風俗，貪目冒（目冒為一個字）之徒，莫不望風革面，時勢然也。今觀傳志碑狀之文，敘雍正間府州縣官，盛稱杜絕饋遺，搜除積弊，斤斤自守，革除例外供支，其文洵不愧于循吏傳矣。”（《文史通義》內篇卷50）。民間留下了“康熙之時有清官，雍正之時無清官”的說法，也正映射出制度化管理和倫理化管理的差別所在。

    然而，這種制度層面的改革阻力極大。“國法”變了，而以往陋規所體現的“天理”和“人情”卻不能照舊維持，于是產生了激烈的摩擦。從一個具體事例上，就可以看出雍正改革的難度。根據尤拔世《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》記載，當時到廣州經商的洋船，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，總計1950兩白銀。時任粵海關監督的楊文乾，按照耗羨歸公的政策，大刀闊斧整頓，把陋規變為正式附加關稅，紅包式的禮銀統一歸公，再分撥到相關衙門作為補充經費。楊文乾的舉措顯然具有積極意義，而且完全符合雍正的新政方針。問題在于，這種陋規涉及諸多利益和人情面子。沒有了陋規紅包，衙門辦起事來也就不那么順溜。外商叫苦，官吏埋怨，吏胥怠工，行商喊屈。這種化紅包為公款的耗羨歸公，用現在的眼光看，倒是符合韋伯式科層官僚制的基本精神，但同中國http://www.stonebuy.com國情卻偏偏那么隔膜。得罪人的事，全讓楊文乾做了。所以，他的官不那么好當。廣州官民上下一心地想要扳倒楊文乾，可楊文乾的改革是按雍正的大政方針做的，所以只能從別的地方下刀子。這種地方其實很好找——就是貪污。任何一個王朝，收拾一個當官的，最得民心而且也名正言順的，就是懲處腐敗。于是，由福建http://www.zongyi.com.cn/巡撫常賚出面，狠狠參了楊文乾一本，有鼻子有眼地說楊貪污達30余萬兩。對于這種官場游戲，雍正心知肚明，于是，一不查二不辦，反過來卻派楊文乾到福建http://www.zongyi.com.cn/查辦倉庫虧空。在雍正的力保之下，楊文乾才沒有丟掉頂戴，算是不幸中的萬幸。